诺奖得主韩江：以光合作用的沉默，能战胜兽的恶吗？

图片来源于网络，如有侵权，请联系删除

（原标题：诺奖得主韩江：以光合作用的沉默，能战胜兽的恶吗？）

2024年10月10日，韩国作家韩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颁奖词谈到，她“用强烈的诗意散文直面历史创伤，揭露人类生命的脆弱”。韩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女性，也是第二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女性得主，纪录仅次于1938年的赛珍珠。

曾几何时，谈及韩国文学，我们的刻板印象常局限于通俗文学、畅销书或女性主义作品。然而，韩国文学实际上拥有极为丰富的层次与多样的表达，不仅包括具有强烈斗争性的作品，还有与国际接轨、探索现代性的先锋尝试。韩江的代表作有《素食者》（2007）、《白》（2016）、《不要说再见》（2021）等等。她通过诗意的表达方式，不断抚慰着受伤的灵魂，回应着暴力带来的创伤与脆弱。

在韩江的小说《素食者》中，主人公英惠从食肉者到素食者，最终走向对植物生命的认同与渴望，象征着她在暴力环境中寻找自我救赎的过程。她选择“成为一棵树”，通过光合作用与自然建立内在联系，将个人的痛苦转化为某种纯净而安静的存在。“兽的恶”则是韩江的作品中人性中的暴力、压迫与欲望，尤其是父权社会对于女性的精神与身体的控制与侵害。在面对无法抵挡的暴力和压迫时，沉默与逃离自然是否能成为一种抗争？“光合作用”般的生命转化，能否战胜“兽的恶”，在创伤后带来真正的解脱与自由？ 

作家一以贯之关注着两个核心问题：第一，如何理解暴力，也就是人们的痛苦和压迫来源于何方？第二，如何理解生命。如果活下来的偏偏是我，我该怎么做？在韩江构建的文学世界中，暴力不仅是外部力量的体现，更是内在欲望、愤怒与恐惧的交织。而生命的意义，则在于如何在这交织的痛苦和压迫中寻找出路。

韩江在代表作《素食者》中指出，暴力不仅来自国与国、社会或民众，即使在作为原子单位的家庭里，也可能存在于夫妻之间、父母和子女之间、或是兄弟姊妹之间。主人公英惠通过成为植物来抵抗来自动物性的暴力，但她的实际行动远远超出轻飘飘的“成为植物”四个字。英惠拒绝肉食，拒绝一切动物制品，扔掉了丈夫的皮鞋；她拒绝继续沉默且无微不至地照料丈夫，尽管已经日复一日持续了五年时间；她拒绝和丈夫同床，因为肌肤之亲的对象是实施暴力、从毛孔中散发着血和肉味道的刽子手；她拒绝被束缚，在外貌外形被高度苛责的韩国现代社会，英惠不愿穿上紧束乳房的胸衣——乳房也是小说的重要隐喻。不尖刻、不锐利的乳房无法给他人带来伤害，并且如同树与树的联系一样，它天然就是母亲与孩子之间的纽带。

英惠的抵抗并非以正面对抗暴力，而是选择了一种“植物性的”方式——温和、安静，却充满力量。这种抵抗看似柔弱，却通过身体的隐秘力量表达了对压迫的拒绝，揭示了生命在暴力阴影下的另一种生存策略。正如韩国评论家黄桃庆所言：“花并非静止、软弱而被动的存在，而是以无比坚韧的力量向天空延展的生命体。”英惠的选择表明，在面对暴力时，真正的反抗未必依赖外在的力量，而在于坚守生命本质的顽强与不屈。韩江提出的“植物性的”诗意的抵抗方式，既是对暴力的回应，也是对生命意义的深刻追问。

《童佛》（1999）创作于《素食者》之前，韩江依凭这篇小说获得了第25届韩国小说家奖。在这部作品中，韩江继续探索她一贯关心的两个核心问题：暴力的源头和生命的意义。小说通过善姬的觉醒，揭示了婚姻中的隐形压迫和自我意识的觉醒过程。善姬的母亲通过绘制童佛寻求内心的平静，而善姬自己也在梦境中见过童佛。然而，小说并未局限于宗教或哲学的探讨，而是聚焦于善姬看似琐碎的婚姻生活，呈现她如何在面对丈夫的背叛时，找到自己的方式，重新掌控生命的方向。

当善姬意识到自己对丈夫的感情不再是爱，而是一种习惯性维系的责任时，她重新审视了生命的本质：善与恶，义务与逃避，真实与虚伪，这些看似泾渭分明的界限却逐渐变得模糊。然而，这种模糊并未带来迷茫与恐惧，反而给予了她前所未有的释然——正因为不再爱他，她反而能更加平静地、全心投入到工作之中。在这份平和中，她感受到一种内在的自由，没有了对丈夫的愤怒或怨恨，也不再需要争吵，生活的重心早已超越了婚姻的框架，指向更广阔的天地。

延续对暴力与压迫的思考，韩江在《白》中提出了存在主义式的叩问，探索生命与死亡的深层意义。她回到波兰，凝视战争遗迹，仿佛要从历史的尘埃中追溯创伤。虽然战争的创痛似乎会随着时间消逝，但韩江提醒我们不能忘却这些历史。借用皮埃尔·诺拉的“记忆之场”（Lieux de mémoire）概念，历史中的某些场所被赋予了集体记忆与政治意义，而这种记忆不仅仅是事后构建的象征，反而与我们的身份认同息息相关。韩江在《白》中正是通过对历史和记忆的重新审视，探讨了这些记忆如何成为我们理解自我和生命的一部分。

书中，“白色”贯穿始终，象征着雪、襁褓、盐等与生命和死亡密切相关的事物。这些白色意象不仅仅是物质的存在，更是承载了个人记忆与存在意义的隐喻。韩江通过这些物象探讨了在暴力和创伤的阴影下，个人如何通过回忆和反思重新审视生命的本质。在《白》中，战争、创伤、失去，这些带有历史与个人痛苦的体验，构成了对生死的思索，而这一思索也超越了单纯的历史事件，成为每个个体内在的精神旅程。

小说的形式像散文，甚至更接近诗歌，韩江放弃了传统的叙事结构，选择以碎片化的记忆与象征串联起她对生命的深刻理解。这种形式不仅传达了生命的脆弱与无常，也反映了个体在面对历史创伤时的复杂情感。书中的记忆线索最终指向韩江个人的生命体验——那位从未谋面、出生后不久便夭折的姐姐。这条亲缘的纽带，以及对失去的思索，赋予了小说更为私人的层次。白色因此成为了一种反思暴力、回应失去，以及思考生与死的方式。

韩江的写作不仅在形式上突破了传统的叙事框架，在主题上也紧紧围绕着个人与历史、创伤与记忆等核心问题。这种创作路径与学者崔末顺对韩国文学的分类不谋而合。崔末顺把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韩国文学分为三个类别：第一， 接受去意识形态，去中心的后现代主义，拒绝大论述、大叙事（民主化理念、历史方向或父执辈权威）。因此这类作品更关注个体性和日常生活。第二， 被压抑或背后隐藏着的欲望全面抬头。第三， 女性追求自我认同成为主流倾向，并已获得客观的成果。韩江通过碎片化的记忆和象征符号，探索生命的无常与脆弱，回应了对于个体性、日常性和女性自我认同的关注。同时，她在思考失去与暴力时，也触及了更广泛的社会与历史创伤，从而将个人经验与文学责任相融合。仔细阅读韩江的作品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她几乎在每个方面都对历史关切和文学责任有所呼应。

韩江的作品探索了人类的孤独、失落以及认同感，揭示了个体在宏大与微小关系中的脆弱与抗争。在她的笔下，个体通过应对暴力的方式来记忆过往，同时也在塑造当下与未来，释放出无限的生命力。因此，韩江的文学不仅关切着社会议题，也把温柔的聚光灯投向每一个个体生命——也正是由此，我们无比期待着这位年轻作家的下一部作品。